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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老中青三代港人讲述香港与祖国这70年
发布时间:2019-09-25     责任编辑:

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,风云跌宕。这70年,香港社会同样经历沧桑巨变。两者之变息息相关,有互相扶持,更有相得益彰。在10月1日国庆节到来前夕,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对话老中青三代香港人,听他们回忆与祖国共同走过的点点滴滴。他们的成长和生活背景迥异,但都是中国过去70年风云事件或特殊时代的亲历者。从他们的讲述中,我们能够看到几个时代香港与内地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,更能感知那种永远无法割舍、血浓于水的情怀。

偷偷收听开国大典的抗日老战士回望1949——

“我们香港终于也有祖国保护了”

谈及香港奋斗和解放的历史,曾参与过抗日战争、亲历过从新中国成立到香港回归半个世纪风云的香港老战士林珍,或许是最具发言权的人之一。1941年底,在日本彻底攻占香港时,林珍年仅6岁。两年后,她加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,成为抗日队伍中的“小鬼通信员”。“一个小女孩,挎个篮子跑跑跳跳,别人不会怀疑”,利用年纪小不易被察觉的优势,林珍在游击队之间传送情报。

当时,年幼的林珍不懂什么“反法西斯斗争”“民族独立”之类的大义,只是觉得自己为保卫香港尽了一份力。“那时我就常想,要是有一个祖国保护我们就好了,香港人就不会再受欺负了。”林珍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回忆说,在战争和动荡的年代,失去祖国庇护的香港人是“最受难的”,不仅在“日据”时期饱受日本人欺凌,港英当局也禁止一切含有民族独立色彩的进步活动,连在晚上教工厂女工读书识字都会受到严厉惩罚。

林珍(右二)和家人的合影,拍摄于1950年,她的父母、兄姐都是抗日者。

那时的林珍和许多港人一样,日夜期盼着北方胜利的消息。“在我就读的中学,一直有很爱国很进步的老师,他们偷偷给我们讲北方解放战争的形势,用收音机给我们放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的歌曲,甚至教我们毛主席的诗词‘百万雄师过大江’。但在当时港英当局统治下,这一切都只能悄悄在暗中进行,而我们每一天都在心里默默却热切地期盼着最终胜利的消息。”林珍说。

林珍至今还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,老师悄悄带着她和其他同学去了当时香港的华侨酒店。“那时没有电视,他就拿了一台小收音机,和我们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消息。在毛主席说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’的那一刻,大家一下子跳了起来,又喊又叫,随后哭成一片。那是难以言说的高兴。很多人流着泪说,‘我们不仅打赢了日本鬼子,竟然还成立了自己的国家!从此以后,我们香港终于也有祖国保护了!’”今时今日,向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回忆起这一切时,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几度哽咽。

然而,当时的香港仍在港英当局治下,祖国的保护对于大多数港人来说遥远而模糊。于是,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,林珍选择北上求学、工作,而当她再回到香港,已是1995年。林珍在那一年决定返港,一是出于落叶归根的朴素心愿,二是希望在家乡的土地上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瞬间。作为当年东江纵队最小的成员,她还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香港抗日老兵,跟散落于各地的他们在香港集合,共同迎接回归的大日子。

“1997年7月1日,我们400多老战士一起在香港北区的大会堂收看回归仪式。时隔半个多世纪,许多人已去世,活着的人也都一直没机会再见,可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盼着同一件事情,那就是(香港)回归祖国。所以当看到英国国旗降下、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,我们的眼泪止都止不住。”谈到这里,林珍再度泣不成声。

“那天不知道为什么,大会堂里少了音响,国歌放不出来。后来我们400人齐声高歌,一起唱完。回想50多年前,我们正是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自己摆脱奴役、争取民族独立而努力打气,现在我们终于唱着这首歌等到了这一天。那真是电影也拍不出的场面。”林珍感慨道。

回望大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,林珍有时仍觉得香港能有今天好似做梦一般。用她的话说,倘若没有新中国的成立、发展和崛起,香港将不可能回到祖国怀抱和实现命运自决的梦想。“过去70年,香港每一刻都在分享着祖国的骄傲和荣光。”林珍说。

第一代港商追忆改革开放——

“希望他们能成为接力者”

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中,港商书写下的是格外浓重的一笔。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,毗邻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让许多香港商人看到了机遇。他们第一时间带着资金、技术将制造业北移,从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开始,向珠三角其他地区迈进,参与缔造了后来的经济奇迹。

梁伟浩正是率先北上的港商之一,在珠三角,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“东莞表业的启蒙者”。当时,梁伟浩和其他港商一样,不希望受制于香港有限的土地和工人短缺导致的成本上涨,在东莞兴办钟表公司,并陆续将相关产业链条从香港全部搬到东莞。

1995年,梁伟浩(右一)陪同美国泰梅克斯公司(TIMEX)总裁MikeJacobi访问东莞工厂。

“祖国的发展和港商的发展紧密相连、息息相关。”今天回望那段时光,梁伟浩发出这样的感叹。他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当年,在东莞设立代加工工厂可以赚取稳定的加工费,由于正逢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红利,许多港商在东莞等地迎来自己事业的“第二春”。

成功听起来顺理成章,但过程并不容易。“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繁华都市,来到还是一片荒芜的东莞投资,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。”梁伟浩说,“那时东莞甚至很多地方没有水,没有电,我们完全要靠自己来发电、打水。”他告诉记者,他的钟表公司刚成立时,只是一个小小的代加工工厂,有两间厂房,做来料加工,技术含量和利润率比较低。

当年的梁伟浩并没有想到,东莞后来竟真成了“世界工厂”,而他的得利钟表公司也随之成长为“东莞制造”的代表。如今的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已经发展为一个年产高端钟表360万只,瑞士手表配件70万套,在瑞士拥有自己的制造工厂和工程技术中心,同时还拥有自己品牌的大企业。

“祖国的发展给了我们更为广阔的平台,而我们则扮演着连接内地和海外市场的桥梁角色。”梁伟浩说,中国的发展与港商的命运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命题下得以“互相成就”,“现在,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香港年轻人来我们东莞的工厂走一走,看一看,了解更多香港人参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故事,希望他们能成为我们的接力者”。

从“板间房”走出的青年CEO谈新时代——

“没有中国崛起,就没有我的命运逆袭”

在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中,吴杰庄有些“另类”。他从板间房和公屋里走出,在今日阶层已严重固化的香港,有这样经历的企业家相当罕见,而改变他命运轨迹的正是本世纪初北上读书和创业的经历。在和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交谈时,他屡次感叹,是中国崛起的时代洪流造就了自己命运的“逆袭”。

“我出生在一个板间房,也就是木板分隔的房间。一家四口挤在8平米不到的地方,还要和2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洗手间。我两三岁时,父亲申请了香港公共房屋,我们终于搬到一个不到20平米、距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公屋,直到我去上大学。”吴杰庄说。

吴杰庄从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。2001年,刚从香港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不久的吴杰庄,注意到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,那里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让他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吸引力。很快,他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:到深圳做人脸识别技术的创业。“对于我这个年代出生在香港的人来说,发展机会和空间已经很小。香港的经济和阶层都已固化,几大家族财团也已形成,但内地的发展空间却非常广阔。”

2004年,吴杰庄再次做出一个当时港人罕有的选择——前往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。吴杰庄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当时香港各高校在人脸识别技术上已和北京有不小差距,尤其清华大学,较美国最先进的水平也不遑多让,想要开阔视野,北上就是一个必然选择。这个选择非常正确,两年的学习不仅让他攻克了技术难题,更让他与内地相关技术领域建立了联系。2006年,吴杰庄的技术中标,被应用在深圳罗湖口岸的通关过程中。不久,他的公司在美国上市。

每当谈及自己的成功,吴杰庄总会感叹自己是时代的“幸运儿”,“我的技术应用在罗湖,作为连接深圳和香港的关口,它已随中国的发展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繁忙的陆路边境口岸之一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这些年内地和香港这样频繁的来往,没有近14亿中国人作‘基础’,仅凭香港700多万的人口总量,我创业的天花板要低得多”。

在个人梦想实现后,吴杰庄开始帮助更多香港普通年轻人改变命运。2015年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设想后,吴杰庄成立了一支创投基金,并搭建一个网络沟通平台,为更多想来大湾区实习、创业的香港大学生牵线搭桥。他说,今天大湾区广阔的市场、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蓬勃的经济活力,让更多香港年轻人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。

吴杰庄(左一)向香港年轻人介绍大湾区就业和创业的前景。

“如果不是十几年前我有幸来到内地,今天我可能会和那些搞街头政治的香港青年一模一样。”吴杰庄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,“我想让更多香港年轻人像我一样从国家的发展中切实感受到好处,我想让他们在珠海、深圳找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。只有这样,他们才会对国家有更多感情,也只有这样,香港才能真正融入中国崛起的大洪流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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